罗宏梅,王林
魏晋六朝为中国古代史之一大关捩,其政制、思想、艺术、文化皆在各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文学亦然,八代文学,绍先垂后,论文章者,莫不重之。魏晋六朝文学,与三代秦汉相较,迥然不同。惟其不同,故而神韵独标,别具一格,使读者耳目一新,爱不释手,也惟其不斤斤于学步古人,而勇于跃出先代之藩篱,大胆创新,又备遭非难。隋李谔《上隋高祖革文华书》云:“降及后代,风教渐落。魏之三祖,更尚文词,忽君人之大道,好雕虫之小艺。下之从上,有同影响,竞骋文华,遂成风俗。”[1]唐王勃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云:“夫文章之道,自古称难。圣人以开物成务,君子以立言见志。遗雅背训,孟子不为;劝百讽一,扬雄所耻。……自微言既绝,斯文不振。……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,宋武贵之而江东乱。”[1]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评韩愈云: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。”[2]更是说魏晋六朝“文衰”、“道溺”。然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云:“文律运周,日新其业。变则其久,道则不乏。”[3]开拓创新,不免矫枉过正,八代文学的价值终究是不可磨灭的。故即使是“窃攀屈宋宜方驾,恐与齐梁作后尘”(《戏为六绝句》之五)的杜甫,“精熟《文选》理”(《宗武生日》)、“转易多师是汝师?“疾呼“大雅久不作,吾衰竟谁陈。……自从建安来,绮丽不足珍。”(《古风》之一)的李白,也由衷地赞叹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。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)而其诗歌被杜甫誉为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。”(《春日忆李白》)韩愈之文,清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亦云:“韩文起八代之衰,实集八代之成。”[4]口谤与心仪,洵为魏晋六朝文学接受史上的奇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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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特征,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
其一,崇文。先秦孔子论门人之才能时,云:“文学,子游,子夏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然此处所云之“文学”并非文章艺术的意思。又云: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文有修饰之意,但也与文章的修辞没有多大关系。春秋战国的其他流派,也同样是轻视文术的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有言云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此处的“立言”,主要指政论学术而不包括文章在内。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先秦文学,只是以后世的眼光所作的定位,起诸子于地下而质之,他们肯定是不屑于列于文学家之林的。两汉文学的地位有所提高,出现了许多辞赋大家,甚至汉武览司马相如之《子虚赋》而长叹曰:“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!”(《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》)[5]《汉书·王褒传》载宣帝之语曰:“‘不有博弈者乎,为之犹贤乎已!’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;小者辨丽可喜。譬如女工有绮毂,音乐有郑、卫,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。辞赋比之,尚有仁义风喻、鸟兽、草木多闻之观,贤于倡优、博弈远矣。”但从宣帝为辞赋所做的辩解,我们正可看出文学地位之低。辞赋大家司马相如、扬雄等,也是绝不满足于辞赋家的定位的,故子云悔其少作,以为:“童子雕虫篆刻,壮夫不为也。”(《法言·吾子》)[6]文学地位的显著提高,魏晋是一大关键。魏文帝《典论·论文》云:“盖文章者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[7]把文章提高到与国家大业同等的地位。他在《与王朗书》中也说:“人生有七尺之形,死为一棺之土,唯立德扬名,可以不朽,其次莫如著篇籍。”随着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,社会开始普遍重视文学的价值,优秀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,对文学理论的探讨接踵而至,蔚为大观。南朝宋为文学开设专馆,把文学艺术与传统的经学研究摆在同等位置。文学地位的提高,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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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,以至“天下向风,人自藻饰,雕虫之艺,盛于时矣。”(裴子野《雕虫论》)
其二,重情。《尚书·尧典》云:“诗言志,歌咏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”[8]孔颖达正义云:“志者,情也。”上古歌诗,大都皆先民情感之表露,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。”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即是如此,其中又以风诗表现的最为明显。到儒家兴起,建立起一套实用性质的学说,处处以礼来衡量,才渐渐使“志”义中情的一面剥离出去。先秦汉初,儒家在野,尚无力推行其侈谈的礼乐教化。迨汉武践位,雅好儒学,董仲舒献《天人三策》,得以重用。帝诏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,便将其思想深入渗透到每个角落,文学也自然成为政治教化的附庸。以礼制情,陆贾《新语·慎微》云:“故隐之则为道,布之则为文,诗在心为志,出口为辞,矫以雅僻,砥砺钝才,雕琢文彩,抑定狐疑,通塞理顺,分别然否,而情得以利,性得以治,绵绵漠漠,以道制之。”[9]《诗序》云:“故变风发乎情,止乎礼义,发乎情,民之性也;止乎礼义,先王之泽也。”又以政教统文学,《毛诗序》论风云:“风,风也,教也。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。”又云: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,主文而谲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戒,故曰风。”汉儒认为文学作品的作用只是“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”。由于儒家的特殊地位,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文学的评价,同时也左右着文学的创作,从而使得作者难以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,而必须“温柔蕴藉”“归于讽喻”,时刻想到礼乐教化,这极大地阻碍了文学(尤其是诗歌)的发展。故清儒魏源《诗古微·齐鲁韩毛异同论》即曰:“美刺固《毛诗》一家之例,……作诗者自道其情,情达而止,……岂有欢愉哀乐,专为无病代呻者耶?”[9]随着儒学在魏晋的式微,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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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古诗十九首》等已开其先声。《诗品》评曰:“文温以丽,意悲而远,惊心动魄,可谓几乎一字千金。”[10]建安文学,洋溢着浓烈的情感,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云:“三祖陈王,咸蓄盛藻,甫乃以情纬文,以文被质。”[11]陆机的《文赋》更是明白的标出:“诗缘情以绮靡”的观点,把“缘情”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。“诗缘情”的提出及其得到普遍的认可,彻底颠覆了之前文学领域“言志”一统的局面,符合了文学的发展要求,影响了后世文学的进步。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云: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,观文者披文以入情。”魏晋六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,便是情感的强烈。
其三,求美。追求文学的美感,这也是伴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而出现的。《老子》云:“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。”孔子亦云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在先秦,文学尚无立足之地,故文章之美感也无从谈起。汉时文学稍彰显,葛洪《西京杂记》载:“司马相如为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赋,意思萧散,不复与外事相关,控引天地,错综古今,忽然如睡,焕然而兴,几百日而后成。其友人盛览,字长通,牂牁名士,尝问以作赋。相如曰:‘合綦组以成文,列锦绣而为质;一经一纬,一宫一商,此赋之迹也。赋家之心,苞括宇宙,总览人物,斯乃得之于内,不可得而传。’览乃作《合组歌》、《列锦赋》而退,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。”[12]但在当时“诗言志”一统的社会,这种追求文章美感的思想是倍受压制的。《汉书卷六十四·王褒传》载:“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,数从褒等放猎,所幸宫馆,辄为歌颂,第其高下,以差赐帛。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。”所以汉代的大多数作品都极平实。钟嵘《诗品序》即云:“东京二百载中,惟有班固《咏史》,质木无文。”到汉末曹魏,文章地位显著提高,人们才日益认识到文章美感的重要性。文章的美感,除内在的情感外,表现在外部的主要在两方面:一曰辞藻。《典论·论文》云“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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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赋欲丽”,《文赋》更是明确的提出“诗缘情以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。”八代诗文,辞藻的日趋华丽,这在文学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。在文学批评上也一直发展到萧统《文选序》的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。”到萧纲《诫公大心书》的“:立身之道与文章异:立身先须谨重,文章且须放荡”。其二曰声韵。诗乐舞一体,文章带有强烈的音乐性,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质。但在魏晋之前,作家学者对声韵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,没有能够总结出其中的客观规律,从而有目的地应用到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去。对文字声韵的分析研究始于魏。清儒阎百诗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云:“按顾氏《音学五书》言:文人言韵,莫先于陆机《文赋》。余谓《文心雕龙》:‘昔魏武论赋,嫌于积韵,而善于资代。’(《章句》)《晋书·律历志》:‘魏武时,河南杜夔精识音韵,为雅乐郎中令。’二书一撰于梁,一撰于唐,要及魏武杜夔之事,俱有韵字。知此学之兴,盖于汉建安中。”[13]此处顾昆山所云《文赋》言韵,乃指其中“暨音声之迭代,若五色之相宣”二句,李善注云:“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,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。”[14]此与“永明体”的倡导者沈约所云“欲使宫羽相变,低昂舛节”之意合。把通过音节高低调配作为创作规律写入理论著作的,确始于陆平原。但阎氏的说法,也不无道理,盖一现象在被总结成理论规律之前,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,但汉末乐师杜夔所通之“音韵”,似乎依然指乐器之韵。皎然《诗式》卷一《明四声》云:“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,不闻四声。”[15]文字声韵之学的兴起,当与佛教的传入传播有关。《高僧传·鸠摩罗什传》载:“什每为(僧)睿论西方辞体,商略同异,云:‘天竺国俗,甚重文制,其宫商体韵,以入弦为善。凡觐国王,必有赞德,见佛之仪,以歌叹为贵,经中偈颂,皆其式也。’”其论佛经翻译云:“但改梵为秦,失其藻蔚,虽得大意,殊隔文体。有似嚼饭与人,非徒失味,乃令作呕哕也。”[16]《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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苑珠林·呗赞篇第三十六》又云:“(康僧会)博学辨才,译出经典,又善梵音,传《泥洹》呗声,制哀雅,擅美于世。音声之学,咸取则焉。”[17]《高僧传·康僧会传》亦曰:“又传泥洹呗声,清靡哀亮,一代模式。”通过对西来天竺佛经的深入研究,极大地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科学发展。相传,三国时即有文人雅好此学。《高僧传·经师论》载:“始有魏陈思王曹植,深爱声律,属意经音,既通般遮之瑞响,又感鱼山之神制。于是删治《瑞应本起》,以为学者之宗,传声则三千有余,在契则四十有二。”正是有了这些实践研究,汉语声韵学方在南朝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封演《封氏见闻记·声韵》云:“周颙好为韵语,因此切字皆有纽,皆有平、上、去之异。永明中,沈约文辞精拔,盛解音律,遂撰《四声谱》。”[18]隋刘善经《四声指归》云:“宋末以来,始有四声之目,沈氏乃著其谱论,云起自周颙。”[19]《南史·周颙传》云:“(颙)始著《四声切韵》,行于世。”[20]四声规律的发现者沈约等人,又是其时的著名文人,约且执文坛之牛耳,他们便自觉的把四声规律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来,形成了影响极大的新诗体。《南齐书·陆厥传》云:“永明末,盛为文章,吴兴沈约、陈郡谢朓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,汝南周颙善识声韵,约等文皆用宫商,以平上去入为四声,以此制韵,不可增减,世呼为‘永明体’。”[2“1]永明体”诗,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影响深远,对诗歌格律的完善意义重大。声韵的协调与辞藻的华丽,使得文学作品极具美感。这也是魏晋文学的显著特征。
其四,尚气。《孟子·万章》云: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云:“故魏文称‘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。’故其论孔融,则云‘体气高妙’,论徐干,则云‘时有齐气’,论刘桢,则云‘有逸气’。公干亦云‘孔氏卓卓,信含异气;笔墨之性,殆不可胜。并重气之旨也。夫翚翟备色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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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翾翥百步,肌丰而力沈也;鹰隼乏采,而翰飞戾天,骨劲而气猛也’。文章才力,有似于此。”
黄叔琳评曰:“气是风骨之本。”纪昀评曰:“气即风骨,更无本末。”[22]气在作家,便是个性、精神、风标,故孟子养之。在文章,即作家之气的外化,即作品中表现出的独特的风格面貌。气分清浊,魏晋人以清气为尊而以浊气为鄙。清气者,清刚之气、清丽之气、清逸之气、清玄之气等是也。气之特征的转移,常与社会环境与思想有关。汉末曹魏文学,偏重清刚之气,诗文多慷慨悲凉之音。其时社会纷乱,王纲解纽,君暗臣戾,生灵涂炭,杀伐不休,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更兼疾疫肆虐,朝不保夕,《古诗十九首》即是此之表现。魏武一生戎马之中,睥睨一世,招揽才俊,横扫北地,又使党锢后低迷的诗人精神为之一振,兼操不拘名检,惟才是用,扫除了繁琐经学的沉闷之气。傅玄《掌谏职上疏》云:“近者魏武好法术,而天下贵刑名;魏文慕通达,而天下贱守节。”[23]影响之于文坛,便如刘师培所论:“两汉之世,户习《七经》,虽及子家,必缘经术。魏武治国,颇杂刑名,文体因之,渐趋清峻。一也。建武以还,士民秉礼。迨及建安,渐尚通脱;脱则侈陈哀乐,通则渐藻玄思。二也。”[24]东平陵变后,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,曹魏名士,荑刈迨尽,如何宴、夏侯玄、嵇康等,弑君篡位的司马氏偏以严酷的礼法来约束士人,大肆杀戮,士人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如阮籍《咏怀诗》三十三云:“一日复一夕,一夕复一朝。颜色改平常,精神自损消。胸中怀汤火,变化故相招。万事无穷极,知谋苦不饶。但恐须臾间,魂气随风飘。终身履薄冰,谁知我心焦。”[25]于是,为避难远祸,士人们只得标举虚无,言尚玄远,故而玄学一时大盛。清谈风行,影响之于文学,便使得清刚慷慨之气不再,而代之以清玄清丽之气,作家更多的将关注的眼光由社会转移到哲学与自然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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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齐梁陈隋文学,则又由清玄而一变为柔媚富艳,其极致便是宫体诗的盛行。以艺术成就论之,建安最上,晋宋次之,梁陈最下,何以故?曰气之衰也。至梁陈时,由东汉豪强、魏晋九品中正制中形成的豪门贵族子弟,已经是纸醉金迷、穷途末路,既无乃祖在亲历艰辛屡经拼搏的生活阅历中养成的慷慨激昂之气,又无乃父在穷究学术才识淹通中形成的玄远之气,而是不辨牛马,浅薄浮华,以至连生活都难以自理,虽专心文学,只如无本之木,无源之水,便似七宝楼台,终枯槁空洞,难以动人。对比八代文学,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出魏晋文学作品中气的充沛。作品中气乃生活中人的彰显,故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云:“文章者,盖性情之风标,神明之律吕也。蕴思含毫,游心内运,放言落纸,气韵天成,莫不禀以生灵,迁乎爱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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