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传佛教有什么特点

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：2024-10-24 09:5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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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心网友 时间：2024-11-07 08:37

“北传佛教”是经古印度向北往传入中国，再由中国传入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地的佛教。

此系佛教与通行巴利佛典的锡兰、缅甸、泰国、高棉等国的佛教，风格迥异，因其系由印度向北传布，故十九世纪研究佛教之欧洲学者，称前者为北传佛教或北方佛教，后者为南传佛教、南方佛教。

佛教特点

中国——北传佛教的中心

据《魏略·本戎传》的记载，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前2年）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《浮屠经》，介绍了佛陀的事迹。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。东汉明帝（58—75年在位）曾派人到印度求法，据传请回摄麻摩腾、竺法兰二僧到洛阳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《四十二章经》。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，即白马寺。

在佛教传入初期，因其属外来宗教，禁止百姓出家，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。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，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，祛灾得福，延年益寿。

佛教传入不久，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，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。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，他把佛与黄老并祀。东汉末年桓帝（147—167年在位）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，在宫中“立黄老、浮屠（即佛陀）之祠”，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。他们祭黄老，佛的目的是求福祥，延寿命，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。

从东汉末年以后，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，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。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《道行般若经》（《般若经》小品的译本之一），对后世最有影响。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，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，所以很快风行社会。

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北方政权武装割据，战争频繁，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。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（232—348）为“大和尚”，让他参与军政机要，大力发展佛教。

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（312—385），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。道安整理佛典，编出汉地第一部《经典》，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。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，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。

庐山慧远（334—416）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。他写了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等，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，做“顺化之民”，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，但通过传教化民，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。

后秦王姚兴迎龟兹（今库车）僧鸠摩罗什（344—415）到长安，译出《般若经》大小品、《法华经》、《中论》等佛典35部300多卷，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。南北朝时期，社会相对稳定，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。南朝各帝都崇佛，以梁武帝最为突出。他亲自登坛讲经，写佛教著作。

四次舍身寺院，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。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（446年）和北周武帝（574年）两次灭佛事件，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。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，僧尼82700人。北朝有寺30886所，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，共有僧尼200万人。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。

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。佛经原是用梵文写的，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。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。

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，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、用语来翻译佛经，解释佛经。因此，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。

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，如东汉的支谶、安世高，西晋的竺法竺叔兰，后秦的鸠摩罗什，东晋的佛陀跋陀罗，刘宋的求那跋陀罗，陈的真谛，北魏的菩提流支，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，唐的玄奘、义净、不空等等，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，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，有的担任口译（度译或传译），有的笔录成文（笔受），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（润笔）。

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，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。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。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的理解，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糅合到佛经中去。

如把“涅槃”译为“无为”；把“禅定”译为“守一”，把“真如”译为“本无”、“自然”；把“无上正等正觉”译为“道”等等，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。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。中国的“道”，“理”、“性”等词语含义丰富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。

经、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。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，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、道理来加以比附，此即为“格义”佛教。

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、道经史，他向弟子，士大夫讲经，时常“以经中事数，拟配外书，为生解之例，谓之格义”（《高僧传·竺法雅传》）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，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。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。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。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，产生不同的学派。这样，便形成了民族佛学，并形成了北传佛教。

热心网友 时间：2024-11-07 08:36

“北传佛教”是经古印度向北往传入中国，再由中国传入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地的佛教。

此系佛教与通行巴利佛典的锡兰、缅甸、泰国、高棉等国的佛教，风格迥异，因其系由印度向北传布，故十九世纪研究佛教之欧洲学者，称前者为北传佛教或北方佛教，后者为南传佛教、南方佛教。

佛教特点

中国——北传佛教的中心

据《魏略·本戎传》的记载，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前2年）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《浮屠经》，介绍了佛陀的事迹。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。东汉明帝（58—75年在位）曾派人到印度求法，据传请回摄麻摩腾、竺法兰二僧到洛阳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《四十二章经》。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，即白马寺。

在佛教传入初期，因其属外来宗教，禁止百姓出家，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。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，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，祛灾得福，延年益寿。

佛教传入不久，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，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。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，他把佛与黄老并祀。东汉末年桓帝（147—167年在位）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，在宫中“立黄老、浮屠（即佛陀）之祠”，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。他们祭黄老，佛的目的是求福祥，延寿命，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。

从东汉末年以后，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，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。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《道行般若经》（《般若经》小品的译本之一），对后世最有影响。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，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，所以很快风行社会。

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北方政权武装割据，战争频繁，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。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（232—348）为“大和尚”，让他参与军政机要，大力发展佛教。

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（312—385），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。道安整理佛典，编出汉地第一部《经典》，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。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，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。

庐山慧远（334—416）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。他写了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等，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，做“顺化之民”，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，但通过传教化民，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。

后秦王姚兴迎龟兹（今库车）僧鸠摩罗什（344—415）到长安，译出《般若经》大小品、《法华经》、《中论》等佛典35部300多卷，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。南北朝时期，社会相对稳定，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。南朝各帝都崇佛，以梁武帝最为突出。他亲自登坛讲经，写佛教著作。

四次舍身寺院，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。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（446年）和北周武帝（574年）两次灭佛事件，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。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，僧尼82700人。北朝有寺30886所，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，共有僧尼200万人。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。

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。佛经原是用梵文写的，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。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。

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，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、用语来翻译佛经，解释佛经。因此，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。

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，如东汉的支谶、安世高，西晋的竺法竺叔兰，后秦的鸠摩罗什，东晋的佛陀跋陀罗，刘宋的求那跋陀罗，陈的真谛，北魏的菩提流支，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，唐的玄奘、义净、不空等等，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，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，有的担任口译（度译或传译），有的笔录成文（笔受），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（润笔）。

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，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。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。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的理解，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糅合到佛经中去。

如把“涅槃”译为“无为”；把“禅定”译为“守一”，把“真如”译为“本无”、“自然”；把“无上正等正觉”译为“道”等等，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。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。中国的“道”，“理”、“性”等词语含义丰富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。

经、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。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，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、道理来加以比附，此即为“格义”佛教。

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、道经史，他向弟子，士大夫讲经，时常“以经中事数，拟配外书，为生解之例，谓之格义”（《高僧传·竺法雅传》）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，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。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。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。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，产生不同的学派。这样，便形成了民族佛学，并形成了北传佛教。